鼠梦笼

我可以负责人地说，帝国是一款有政治问题的游戏。

我的强项，就是把支部建在板上。比起把支部建在脸上，这无疑更进一步。但是帝国没有提供这个选项。不是经费的问题，要价一千黄金几吨木头石头都不在话下，关键是根本就煤油那个选项。选择做条顿人不给建支部，理解。选择做中国人一样不给建支部，什么意思？

这酒是我一直选择做条顿人的身曾原因。条顿人横竖煤油，反而断了那个拈香。

我也不练。不是我的套路怎么练也是白搭。就等微软开窍了。

禽兽！我等着你！

你第一次到我这里，
那时我叫大唐，
威震世界我强盛无比。
你赤著双脚、
衣衫褴褛。
诚惶诚恐你走进我的光辉大殿里。

我记得我叫秦的时候曾让徐福，
带领三千童男童女，
远渡东海，
扎根到你那里。
因此我认定：
有我的血液流到你的血管里。
对於你的潦倒，
我没有嫌弃。
我给了你锦衣朝服，
我盛唐全部礼仪、
和那双你穿到现在的木屐。
你千恩万谢，
满口“哈依、哈依”。
你藏不住那贪婪的目光，
我告诫自己——
这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家夥，就象在图上：
它的形状象一只可恶的虫蚁。
仁至义尽我送你回去，
还教给你我盛世的全部礼仪。
你走之後我轻声自语：
“它还会回来”——
我等著你。

当我叫明的时候我等到了你。
你手拿倭刀，
穿著我教你做的唐衣。
你说你并不得已，
因为後面有驱赶你的丰臣秀吉。
杀人放火你奸淫掠虏，
戚家儿郎把你赶下海去。
用东海水我洗著伤口，
贼心不死的禽兽——
我等著你！

日月如梭我身染重疾，
东方的巨人渐渐不能自己。
围攻撕咬我的兽群中，
我又看见了你：
强盗火拼你咬走了俄国熊罴，
独占我北方要地。
贪心不足你膨胀的恶欲。
终於到了“九.一八”那是一九三一，
血肉从我身上分离，
於是有了伪满供你驱骑。
欲壑难平你得寸进尺，
疯狂的野兽你竞妄想把世界归己。
一九三七的七月七，
我的胸膛上你印上了铁蹄。
作威作福你那麽得意，
心在淌血我把仇恨铭记。
多行不义你必自毙，
自作自受——
蘑菇云中你看见了自己的广岛和长崎。
夹著尾巴你滚了回去，
还有那面沾满血腥的膏药旗。
跟在霸强後面，
你又觉得有势可倚。
偷机取巧你开始发迹，
一夜之间你觉得富得无人可比。
不改的本性让你又暗藏杀人的利器，
打著自卫的幌子想把世人蒙弊。
为富不仁你开始觉得自己家里挤，
又妄想到我的岛上来“钓鱼”！
伤疤犹在你就忘了痛，
参拜亡灵的政客们啊，
在靖国神社你们是否看见了东条英机？
往日的屈辱我怎能忘记？
昨天的病夫现在已有了强壮的身躯！
睁大眼睛我看你要向何处去？
还想再来吗？
——世世代代我等著你！

狼生的孩子仍然要吃肉，
魔鬼释缚后还会害人。
鬼魂在庙宇里在受膜拜，
人人都知道你贼心不死。
多少年来我受了你多少凌辱和欺骗，
强霸面前你又有狗仗人势，
又见到膏药旗在我的家里？！
我知道，你早晚还会回来，
如同饿狼常来觅食。
子弹上膛的猎枪手中拿紧吧，
我世世代代等着你！
-----我等着你！！

爱国是人之常情，但主义一番，意识形态化一把，就全然变了味道。只要看看门户网站热帖的留言，就会发现，只要话题不涉及美日----官方刻意引导污水流向的目标，网民的反应基本上就会是完全正常的。于是就可以知道爱国主义是个什么货色。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说的真是一些不差。

锦涛版：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孙文版：民族、民权、民生；林肯版：民有、民治、民享。三个版本的层次渐次升高，锦涛版对林肯版的落差，真不可以道里计。

锦涛版不过是吁请党内同僚施仁政的意思，仍然不脱牧民的本色，“我们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罢了。至于“我们”是否真的言必信、行必果，被牧之民恐怕实在无从置噱。只有在林肯版之下，才会有基于体制的强制，才可能终结施仁政则小民感激、不施仁政则小民莫可奈何的局面。孙文版淡化了牧民意味，但在实践主体的确定上失之语焉不详，地位就只能介于锦涛版和林肯版之间。

口口声声自称孙文版三民主义信徒的宋楚瑜在南京中山陵题字时，居然把锦涛版和林肯版拼凑到了一起：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一统华夏。真是一石两鸟的上好功夫。

孙文是国民党的正溯。宋楚瑜虽系国民党出身，但如今却已经是亲民党的主席，同国民党争当孙文传人，事半功倍不说，自我矮化的效果恐怕不免：让亲民党事实上沦为国民党的一个分支，不会是一个聪明政客的合理选择。宋楚瑜在一派轻描淡写间，就不显山不露水地更换了亲民党三民主义宗旨的版本。

宋楚瑜的题字当然拒绝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统一中国，也根本没有给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留下任何空间。宋楚瑜虽然碍于主客礼数，把锦涛版置于林肯版之前，但林肯版发表日期的居前却是明盘，于是宋楚瑜将两者并列的操作手法，未尝没有对于中共的调笑：几十年轮回过后，不是还得回到三民主义这个基点？中共过往的折腾，岂非全部属于无用功？如此调戏小胡，真真是婶可忍叔不可忍。

 李慧玲

周末陪着父母在成都繁忙的春熙路上走着，百货商场外面两个小女生高举着不是很醒目的“抵制日货”的纸卡。在喧闹中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认真地呼吁他们的同胞抵制日货。我不得不为此而停留，看着年轻的路人三三两两趋前，在她们的纸卡背面签名。

我不知道这两个女高中生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站在闹市之中，表达她们的爱国情怀。问其中一人为什么要高喊抵制日货，她说，日本人侵略中国却不肯承认等等，说话时情绪不是很激动，更多像在把课堂上所学的背一遍一样。她说，不要买日本人的东西，他们就得撤出中国的市场。是谁让她们来这里示威的？她说是自发的。老师在课堂上讲了日本人的事情，她们义愤填膺。

我继续地往前走，心里记挂这些孩子。我在香港时，对上街和游行已经习以为常。但这是中国大陆，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这样走到街上抗议示威不是常态。这些孩子，还有很多其他愤怒的青年，他们自己也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对中日关系以外的其他事情难道没有强烈的看法吗？我不知道。但是或许他们也知道示威游行当中的奥秘，因此进行了选择。反对另一个国家似乎是正当的爱国方式，而爱国又是一个容易被谅解的理由。

我记挂她们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们背出与官方宣传口径一致的标准答案时单纯和自以为是的表情。对于日本，或者说对于中日关系，她们长期以来得到了多少信息，可以从哪些管道得到让她们自行作出判断的信息？

我们面对的共同危险，是对于很多事件常常都只停留在吸收新闻标题式的表面意思，然后蜂拥而上地按照仿佛多年来早已因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调节好的程序来反应。比如“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是怎样的一种背景、制度和操作方式，当中有怎样的过程，再往下问，很多人都没有概念。

回到北京后，同事叙述他在北京看到的情景，更叫人心寒。在示威的人群中，一个父亲举起四五岁的孩子，孩子手中挥动着一面在日本国旗上打了叉的小旗子。围观者热烈鼓掌，而孩子为自己受到了肯定骄傲地笑了起来。

这是爱国教育吗？我很庆幸小学四年级时，詹老师讲华文课本里抗日英雄林谋盛一课时，告诉我们七七卢沟桥事件的背景，但是没有教我们仇恨。或许就像邓小平说过的“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心态的差别”，到我这一代人，岛国的国民教育更多是去突出岛国的脆弱。在太平时期，爱国的最好方式是自强不息，赢得别人的尊重，而不是博得人家的同情。

世界正在关注中国，因为它的巨大，在它发挥经济潜力时，我们还关注它作为一个国家的举止，关注中国人民在和睦时期与不和睦时期如何与别人相处。日本修改课本是每四年一次，日本有让人觉得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国际媒体最近以来，报道的焦点不是日本的教科书，而是一个崛起的13亿人口的国家，它的国民如何怒气冲冲地在砸人家的使馆玻璃；电视画面中出现的，是他们如何以受害者的心态，仍然想用拳头和怒吼来与人争论。

看到这样的邮件：“如果你买日本汽车，将来开上中国街头的日本坦克就是你造的，如果你买日本橱具，将来射穿同胞头颅的子弹就是你造的，如果你买日本电视音响，将来就会在战地喇叭中听到同胞被杀的哀鸣！”我找出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来，重新翻阅五四运动发生的背景，再想像卢沟桥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年底，祖母如何带着襁褓中的父亲逃离中国。对比今天中国在世界举足轻重的位置、今天中日的经济关系和民间的交流情况——有100万中国人在中国的日资企业工作，有7万7000个中国学生在日本上学，近日的事情，包括昨天上海、杭州等地还有数以千计的人示威，总是让我觉得生活于荒诞之中，好像有什么地方错了位。没有战争，却好像准备得冒着敌人的战火前进似的。

但是敌人到底在哪里。

故事发生在和谐元年。日本。东京。

中国公民王选可以赴日状告日本中央政府，而且在案件审结待宣判之际游行示威于东京街头。

中国公民是否可以赴京状告中国中央政府，而且在案件审结待宣判之际游行示威于北京街头？

照片说明：

前左一为诉讼原告何英珍

前左二为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前右一为诉讼原告周福菊

前右二为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土屋公献